“唐朝不存在”，伪史论越来越出格

近日，一则伪史论者致电陕西文旅部门，要求拆除古迹的谣言，将“唐朝不存在”的说法推到大众面前，也将早前已在诸多互联网平台暗流涌动的“伪史论”再次推上风口浪尖。 7月25日前后，网上同时流传着多个版本的说法：有的称有人打电话骚扰陕西文旅，要求取消唐朝遗迹文管；有的直接写成要求拆除陕西省内与唐朝有关的文物古迹。这些帖子没有说明消息从何而来，既无录音，也无截图，更无部门回应。 7月30日下午，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宣传推广处向媒体明确表示，不存在所谓伪史论者电话骚扰要求拆除古迹的情况，陕西文旅属于“躺着中枪”，并称正在调查，如有法律责任也会追究。 这正是唐史学者于赓哲多年前就担心过的事：互联网时代真正的学者如果不站出来，虚构和戏说的历史很容易占据主流，一旦公众错把谣言当成了历史真相，而历史学者反被当成造谣者，后果不堪设想。 这种站不住脚的说法，究竟传播到多大规模、主要由哪些账号推动、与任何特定网络群体是否存在稳定联系，现有公开材料都不足以判断。 但需要明确的一种逻辑是：前一件不能替后一件作证；后一件失实，也不能反过来证明前一件不存在。反对伪史论，首先不能依靠伪事实。 “唐朝到底存不存在”，这个问题在学术上毫无讨论价值。目前流传的“伪史论”相关内容，通常提出几种说法：史书都经后世之手，所以是伪造；唐诗里很少出现“大唐”字样，所以唐诗是宋人写的；敦煌文书是近代埋进去的仿品。 先看《旧唐书》。《旧唐书》始修于后晋天福六年（即941年），成于开运二年（945年），距唐亡仅38年。编纂者大量利用唐代的国史、实录、诏令与档案，书中至今留着“大唐”“本朝”“今上”这类早期史料的语言痕迹，连人称都没有统一——这意味着，有诸多信源，而并非一家之言，更不是那种毫无来源的谣言。 再看《新唐书》。《新唐书》成于1060年，《资治通鉴》成于1084年，又广泛参校唐人文集、碑志以及五代以来保存的材料。《通典》更早，801年就成书，唐朝还没结束，杜佑已经把本朝制度写了进去。清代编纂的《全唐诗》《全唐文》属于文献总集，不能据此倒推出唐史是清人创造的。 唐人纪年用年号，写贞观，写开元，写天宝，写元和，因为他们身在其中，正如我们写日记不会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今天天气不错”。何况玄奘《大唐西域记》成书于646年，唐太宗648年撰《大唐三藏圣教序》，褚遂良所书碑石653年立于大雁塔，都白纸黑字写着大唐。 罗列种种史料，其实是为了说，唐朝这个已经被墓志、木构、文书与异域记录反复确认的时代，不会因为几条视频而从历史中烟消云散。 在这套叙事的另一个分支里，“唐朝不存在”还会与“唐朝是胡人政权，因此不算中国”相互勾连。后一句看似在捍卫中国历史，用的却是一套与中国史学传统颇有距离的标准。 在中国传统的华夷之辨中，礼制、政治秩序与文化实践，往往比单一的血缘纯度更有解释力。韩愈在《原道》中概括《春秋》之义：“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 至少在这一论述中，华夷并不是一条不可跨越的边界，判断的关键在于礼制与政治文化实践。用现代的血统纯度给一个中古王朝验明正身，本身就是把后起的民族分类投射回了古代。 从制度史看，唐朝承续并发展了三省六部、科举与礼乐典章，其政治文化深刻影响后世。至于李唐族源以及北朝以来政治集团的构成，学界长期存在争论；而这些争论恰恰说明，隋唐的政治世界无法用一条单一的血统界线来解释。历史学家陈寅恪关于关陇集团的研究，讲的正是一个跨越族属的政治与制度共同体如何形成，而不是谁的血比谁的纯。 这套以血统纯度划线的叙事，试图给中国历史修一道墙，把元、清、唐、五代逐一关在门外。但唐代历史本身无法被这种纯度边界概括。胡汉交往既包含融合，也包含冲突、等级与征服；正因为如此，它更说明政治共同体与文化传统从来不是由单一血缘封闭生成。沿着纯度不断排除，走到尽头，剩下的那个“纯粹的中国”只会小到没有人能住进去。 最后也最现实的是，真伪沦为声量的比拼。当核实的成本远高于传播的收益，“真”就从一个可以查证的属性，沦为一场比谁嗓门大的竞赛。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的王博近日撰文指出，这套说法并非源自唐史研究内部的学术争议，而与一种既有的欧洲伪史模板存在明显的移植关系。1991年，德国出版人、业余历史研究者赫里伯特·伊利格提出所谓“虚构时间假说”，并将相关论述在1996年写成《被发明的中世纪》一书，主张公元614年至911年这297年的欧洲历史系后世伪造，查理曼大帝并不存在，理由是这段时期考古遗存偏少、建筑风格与年代不合。 如果点开这些传播伪史论视频的评论区，评论区除了辩驳的观点之外，还可以看到一种颇为醒目的姿态：不是“我还不知道”，而是“我终于知道了”。 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指出，我们的日常生活建立在对无数专家系统的信任之上。我们坐飞机不检查发动机，吃药不化验成分，喝水不检测水质。现代人每天把自己交给几十个自己并不了解的系统。这种信任不是天真，而是现代生活的必要条件。 问题在于，这种信任一旦出现裂缝，人不会自动变成从容的怀疑主义者，他会去寻找一个替代的确定性来源。而在信息过载、专业分工把每个人都变成绝大多数领域外行的今天，这样的裂缝随处都有。 “唐朝不存在”的言论，就是这种不信任的产物。伪史论的受众，不需要读完《旧唐书》二百卷，只要看完一个视频，接受一个结论，便立刻获得了对全体考古学家的智识优越感。 这是一笔极其“划算”的交易。人们试图在庞大的专家系统面前重新获得判断的主权，这个愿望本身并不可笑，只是找错了出口。 一个史学判断的最小单位是：这条材料出自何处，经谁之手，与哪几条独立材料相符，在什么条件下会被推翻。讲完至少几分钟，得到的往往是一个附带很多条件的结论，一个无法轻易压缩成口号的结论。相较而言，一条伪史论断只需要耸人听闻的五个字：唐朝不存在。 算法不客观也不中立，它奖励情绪，也奖励争议。它不是在传播谬误，它是在传播“能让人不划走的东西”，能带来这种效果的，往往是谣言——先抛出一个足够耸动的结论，再撒出一堆碎片证据。凡是能服务于结论的材料一律采信，凡是反例一律解释为造假或集体隐瞒。 在这场争论中，石头和纸张的迟缓，反而比平台的轻快更能抵抗任意改写。所以真正暴露出缺口的，并非唐代史料，而是今天判断真伪的传播链条：未经核实的网帖可以进入热搜榜，排序机制不以真实性为首要目标，而转发者也很少追问“这条消息最初从哪里来”。 1937年夏天，梁思成、林徽因等人赴五台山调查，当时日本学者曾断言中国已无唐代木构。他们在佛光寺东大殿一根梁的底面上发现模糊的墨书题记，读出“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遇”；而殿前那座石经幢上刻着“大中十一年”，即公元857年，末尾同样有宁公遇之名。一条墨书长期隐在梁下，一条姓名刻在露天石幢上，两者在研究者面前重新对上了。 781年立于长安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汉文之外还刻着叙利亚文；823年唐蕃会盟的盟文刻石立在拉萨大昭寺前，以汉藏两种文字刻录盟文与双方人员名衔；唐军将士杜环在751年怛罗斯之战中被大食俘获，流落西亚北非十余年后归国写成《经行记》，其族叔杜佑在801年成书的《通典》里引录了一千五百余字。 这些材料形成于不同的语言、地域与传承系统，没有共同的编纂来源，却从彼此独立的方向共同指向唐朝的存在，以及那个时代广泛而复杂的对外交往。 历史学从来不是不能怀疑的学科。1923年，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主张越晚出的文献对越古的时代讲得越详细，因此传统的三皇五帝谱系需要重新审视。《古史辨》所代表的疑古思潮，是中国现代史学的起点之一。同一时期，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提出二重证据法，以纸上材料与地下材料互相释证。此后，殷墟甲骨与系统发掘不断补充、修正着人们对上古史的认识。这恰恰说明，学术怀疑的价值不在于永远维持原判，而在于允许新材料改变判断。 疑古学派的怀疑最终要回到证据：材料何时形成，经谁传递，能够与什么互证。封闭式伪史叙事则把反证者一概归为同谋，用身份判断代替材料检验。前者允许自己被新证据修正；后者预先取消了所有可能的反证。 批判精神的标志不在敢于怀疑一切，而在敢于说出“如果有什么证据，我就承认我错了”。说不出这句话的怀疑，不是勇敢，是哗众取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