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去世后，父母要求对孙子进行亲子鉴定，儿媳拒绝

儿子陆晓东因交通事故去世后，一纸祖父母与孙子不存在生物学关系的亲子鉴定，让七旬老人陆芳明夫妇将儿媳和孙子告上法庭。 由于鉴定程序、诉讼主体等原因，一、二审法院均未支持两位老人的诉讼请求。陆晓东的妹妹陆雨晴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们提出的再审申请已经立案。 陆雨晴回忆，2024年5月，哥哥陆晓东因交通事故去世，此后嫂子黄某某的一系列反常表现，逐渐让他们对陆晓东儿子的血缘产生了疑问。 她称，黄某某提出需给她抚恤金，才同意带8岁的儿子小海（化名）参加火化仪式，而且她未按当地习俗让小海为父亲捧骨灰盒、守灵，这些举动都加深了一家人的疑虑。 陆雨晴说，哥哥去世前，一家人与嫂子及孩子关系一直很好。此前，陆晓东一家三口长期与父母共同生活，孩子自出生起主要由爷爷奶奶照料，“孩子的衣食住行、生活照料基本是爷爷奶奶负责”。哥哥去世后，黄某某带走了孩子，并切断了其与爷爷奶奶的联系。 怀疑产生后，陆雨晴说，家人悄悄剪取了小海的头发、指甲，委托一家鉴定机构进行检验，报告显示，陆芳明夫妇与孩子不存在生物学祖孙关系。 为了进一步确认陆晓东和小海的亲子关系，2024年10月，陆家又申请调取了交警部门保存的陆晓东抢救时留存的血液样本，由另一家机构出具的报告，也排除了陆晓东是小海的生物学父亲。 2025年1月，两位老人向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白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小海与已故儿子陆晓东不存在生物学亲子关系，主张由黄某某、小海支付8年抚养费共19.5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黄某某母子已领取的丧葬费12万元等。 黄某某在庭审中称，结婚证、出生医学证明、户口簿等证据足以证明，小海系其与陆晓东的婚生子。她同时否认存在欺瞒行为，称从未主动要求陆芳明夫妇抚养小海，小海的生活、教育和医疗费用均由其父母承担，陆芳明夫妇未支付过抚养费。 最终，一、二审法院均未支持两位老人的诉求。判决书显示，法院认为，亲子关系的确认和否认，涉及家庭关系稳定、未成年人切身利益，对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有重大影响。孩子出生于陆晓东与黄某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出生医学证明、户籍登记均记载陆晓东为其父亲，法律上已经形成合法有效的父子关系。陆晓东生前也从未否认过双方父子关系。 与此同时，法院认为，陆晓东与孩子之间的DNA鉴定存在程序瑕疵。判决指出，鉴定机构受理案件时，未成年人监护人并未到场确认鉴定事项，也未履行身份核验等程序，不符合《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的相关要求，鉴定意见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认，因此不予采信。 更关键的是，法院认为，本案存在诉权主体问题。根据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三条，“对亲子关系有异议且有正当理由的，父或者母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或者否认亲子关系”。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及父母与子女是否具有亲子关系问题时，应当遵循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依法限定提起亲子关系鉴定的主体资格，对于父母以外的其他人提出的亲子鉴定请求不予支持。 陆芳明夫妇希望查明血缘事实，却因不具备诉权无法启动确认程序；孩子父亲已经去世，唯一法定监护人又拒绝配合鉴定，案件至此陷入僵局。 从目前信息看，涉案DNA样本来源于公安机关保存的陆晓东生前血液样本，来源本身存在虚假的可能性不大。但司法审判遵循程序正义原则，一旦出现类似监护人未到场的法定瑕疵，即使鉴定结果具有较高真实性，也可能因合法性不足而无法作为定案依据。 张荆进一步指出，在只有父母及成年子女有权提出亲子鉴定的前提下，本案的特殊之处在于陆晓东已经去世。如果陆晓东生前知道孩子可能并非亲生，却仍选择认可亲子关系，法律应尊重其真实意思表示；如果其生前并不知情，甚至属于受欺骗情形，那么随着陆晓东死亡，他的父母能否代替行使这一权利？ 张荆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无论提起亲子关系诉讼，还是追讨抚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都是陆晓东以父亲身份作为权利主体享有的资格，“当权利主体已经死亡，相应权利原则上也就随之消失”。 张荆表示，可以理解两位老人遭受的情感冲击。“中国传统观念中有血脉传承的观念，老人发现多年照顾的孙子可能并非自己的血脉，这种伤害是真实存在的。”但这种伤害更多属于伦理、情感以及社会评价层面的利益，而非现行法律明确保护的民事权利。 在张荆看来，这也是现行法律严格限制诉权主体的原因所在。确认、否认亲子关系制度追求的并不仅仅是血缘真实，更重要的是尊重当事人自主决定，维护家庭关系稳定，并贯彻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法律并不是把查明血缘真相放在第一位，而是优先保护未成年人已经形成的身份关系和既有家庭秩序。” 张荆介绍，根据我国法律，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出生的子女，原则上推定为婚生子女。出生医学证明、户籍登记以及长期共同生活等事实，共同构成这一身份关系的法律外观。要推翻这一法定推定，仅有真实性较高的材料并不足够，还必须提供程序合法、主体适格、证据充分的反证。 她认为，如果陆晓东生前曾自行完成亲子鉴定，或者曾通过微信、录音等方式明确表达对亲子关系的怀疑，即使尚未来得及采取进一步法律行动，这些都可能体现其真实意思，并在继承等案件中具有重要证明价值。而本案中，以现有信息来看，陆晓东本人既未参与鉴定，也未启动任何程序，所有程序均由法定权利主体之外的人发起，因此存在根本性的法律障碍。 也正因如此，案件审理过程中，陆家希望通过法院启动司法鉴定程序，查明亲子关系，以解决既有鉴定在程序和证明力上的争议。 陆雨晴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一、二审期间，陆家均申请重新启动亲子鉴定，法官也曾征求黄某某意见，并做过协调工作，但黄某某始终拒绝配合。“她就是不同意，只说‘不用做、不做’。” 陆雨晴质疑，如果黄某某如其在庭审中所称并未欺瞒陆晓东，为何不愿通过亲子鉴定“自证清白”。 对于父母一方拒绝配合亲子鉴定的问题，张荆表示，根据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三十九条，如果一方已经提供足以形成合理怀疑的必要证据，而另一方无正当理由拒绝配合法院组织的亲子鉴定，法院可以不利推定。 对于司法解释中的“必要证据”，张荆认为，实践中仍缺乏明确标准。如果存在父亲生前自行完成的亲子鉴定，或其曾通过微信、录音等方式明确质疑孩子并非亲生，或者母亲曾向他人承认相关事实，甚至孩子与其他男性存在亲子关系的合法鉴定结论，都可能构成较为直接的证据。 不过，她认为，本案并不具备适用这一规则的前提。一方面，现行法律规定的诉权主体并不包括祖父母；另一方面，本案中家属自行进行的亲缘鉴定，因程序存在瑕疵未获法院采信，案件缺乏适用“不利推定”所要求的初步证据基础。 她认为，当争议进入遗产继承阶段，焦点实际上已不再是确认或否认亲子关系，而是孩子是否具有继承资格，而继承资格又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对此，可以考虑在继承案件中赋予祖父母有限的程序性救济路径，允许其围绕继承资格申请亲缘关系鉴定，并申请法院依法调取公安机关保存的已故父亲DNA样本。 “这并不是重新确认亲子关系，而是围绕继承资格进行事实审查。”张荆说，如果最终证实双方不存在血缘关系，孩子原则上不应继续以亲生子女身份参与遗产继承；反之，也能够通过司法程序消除争议，实现各方利益平衡。 她认为，在该案中，对于仍然在世的家庭成员而言，其现实利益仍有值得回应之处。如果未来能够在继承纠纷中，建立围绕继承资格审查亲缘关系的程序，或许更有助于在血缘真实、未成年人利益与家庭关系稳定之间找到平衡。 目前，该案已进入再审程序。陆雨晴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鉴定结果出来后，父母几乎崩溃，经常以泪洗面，母亲还因此住了两次院。“老人最大的精神寄托没了，身体也彻底垮了。” 她表示，家人坚持再审，并非为了赔偿，而是希望查明真相。“如果孩子确实不是陆家的，我们甚至可以放弃这么多钱款的追讨，只要对方赔礼道歉。老人真正想要的，是给去世的儿子一个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