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叫她数学家王虹，而不是广西姑娘

7月23日，国际数学最高奖菲尔兹奖颁发，王虹和邓煜共同成为首批中国籍数学家得主，同时，她也是菲尔兹奖历史上第三位女性得主。 其实，王虹不是横空出世的例外，在她之前已经有多个中国女性数学家有所建树，徐瑞云、胡和生、王小云，纷纷为后来者拓宽道路。王虹，是中国女性数学家漫长接力中的最新一棒。 令人意外的是，王虹获奖之后，她多元的学术背景在互联网上引发“全民反思”的浪潮——为什么“中国教不出来、法国留不下来，美国生不出来”？ 而后，谈到过往的教育经历，王虹一句“discouraged”（沮丧，不被鼓励）引发了大量讨论，因为它精准命名了许多人曾经感受到却说不清的痛苦。作为“九亿少女的梦”，她提供了一个理想如何成为现实的蓝本。 相反，她身着简洁优雅的套装，佩戴卡地亚Clash系列项链和戒指，利落的线条与几何感，恰好呼应了一种克制精确的数学之美。有网友形容，她身上有一种hot nerd（迷人的学霸）式的高智感。 中国是首个实现菲尔兹奖“同届双响”的亚洲国家。和王虹一起获奖的邓煜是天赋型选手，17岁拿下国际奥数金牌，被保送北大，两年后转学到麻省理工学院深造，很早就确定“偏微分方程”的研究方向，最后也在该领域取得突破，并以此获得菲尔兹奖。 与之相比，王虹走的是一条非典型的成才路径。她出生于广西桂林小镇。虽然从小聪明、小学跳了两级，但她也并非“神童”，高一年级排名在100名之外，高二努力学习提升到前60名，高三终于进入了前十的行列。 16岁那年，王虹考上北京大学，但因分数不足没能如愿进入热爱的数学学院，而是被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录取。为了转专业，她不得不同时学习两个专业的课程，难度堪称“二次高考”。成功转到数院后，身边充斥着奥数金牌得主，让她一度怀疑自己是否适合学数学。北大教授田刚说：“王虹不是竞赛生，在班上的表现也不是最亮眼的。” 在巴黎综合理工学院读研初期，王虹一度想要放弃数学，转行到建筑领域。她选了一门建筑课。学期结束，王虹到一家建筑师事务所实习一个月后，改变了想法。 做建筑需要不断向外说服他人投资，做数学可以向内无限自由探索，后者更适合自己。她决定把自己最有创造力的五年用在数学上。 法国教授Yvan Martel发现王虹的潜力，让她逐渐培养了学术自信。但当时，王虹主要在分析学、非线性色散方程上钻研，直到后来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读博，她才在教授Larry Guth的引导下，专注于调和分析和挂谷问题研究。 去年5月，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IHES）向王虹投去橄榄枝，聘请她为数学学科终身教授。此前，只有一位女性曾被任命为IHES的终身教授。 王虹一度怀疑这是诈骗，确认无误之后才接受。“法国的研究院给了我完全的信任，既没有教学任务，也没有行政工作，让我可以自由、长期地全身心投入研究。” 今年，属于王虹的人生高光时刻真正到来。她被授予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被誉为“数学界诺贝尔奖”的菲尔兹奖之后，说道：“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不只因为她载入史册的成就，更难得的是，她愿意公开谈论自己的迷茫和挫败，让人们知道原来天才也不都是一路开挂的，原来证明自我的路上会经历如此多的自我怀疑，原来不是吃苦才会成功，安全感和鼓励才是前进道路上必不可少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立大学基本只招男生，女生即使接受高等教育，大多也只会被安排在女子师范或女子大学中，不能与男性进入同所大学同堂上课，受到同等质量的教育。 她是密歇根大学历史上第三个数学女博士，证明了女性在高端数学研究领域的潜力。“在那个女子读书已是奢侈的年代，她漂洋过海摘下了数学王冠上的明珠。” 可惜留下的历史资料太少，我们无从勾勒出一个完整的人物画像。她毕业论文研究的是小行星轨道，自己却像一颗从历史记录中划过的流星。 1937年，她到德国留学，在慕尼黑大学研究三角级数。年事已高的分析学大师卡拉西奥多里本不想再带学生，看到徐瑞云学习刻苦、天资过人，才破格收她为关门弟子。 1940年，徐瑞云获得博士学位，回到浙江大学任教。石钟慈、王元和胡和生，这三位后来的中科院院士，都接受过她的授课和指导。其中，胡和生成为中国数学界第一位女院士。 她解决过一个困扰国际数学界六十余年的“黎曼空间运动群”问题，这不只是解决了一道世界难题，还让国际数学界看到，中国数学家已经能够在现代微分几何的核心问题上作出原创贡献。 这一投入就是十年时间，在一边干家务、一边照顾孩子的同时，她发现了国际通用算法MD5的安全漏洞，并破译了MD4、HAVAL-128、RIPEMD这三个国际算法，迫使全球密码学界重新评估互联网安全标准。 王虹不是历史中偶然亮起的一颗星，她身后是一片长期被遮蔽的星河。这些数学家最珍贵的，不只是一次次证明女性能够抵达数学高峰，而是每向前一步，都为后来者拓宽了一点道路：从争取进入课堂的资格，到提高学科素养、栽培后代，再到探索世界前沿的难题，每一步都弥足珍贵。 法国在反思为何自己提供了优秀的研究土壤和自由的学术环境，但人才的顶尖科研成果还是在美国完成的；美国在反思为什么最聪明的大脑来自中国而不是美国；中国在反思我们的教育是否过于强调效率和筛选，忽略了那些可能大器晚成的“慢才”？ 其中，她提到自己在北大期间感到“discouraged”（沮丧、不被鼓励），这个词引发了大量讨论，因为它精准命名了许多人曾经感受到却说不清的痛苦。 她们在网上分享自己“discouraged”的经历：有些拥有潜能的女孩，因为老师说“女生数理化差一点很正常”而在遇到困难时过早地泄气；有些女孩非常优秀，但到了硕博士阶段之前就打了退堂鼓，把重心放在家庭上；有些女孩进入了高等学术环境，却被“要么被压榨，要么被放养”的大环境逼到崩溃。 她们之中，有的被导师视为廉价劳动力却没有成果分配权，有的一年见不到导师几次只能靠自己摸索，还有的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经费或留校名额，互相斗争拼命内卷，少数上了岸，其余有潜力的人才，则被提前消耗和淘汰。在成为“王虹”之前，她们早早被埋没了。 这当然离不开在关键时期遇到的伯乐。法国教授Yvan Martel告诉她，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收集起来问他，不要独自硬扛。这让她第一次意识到做研究可以不必单打独斗。美国教授Larry Guth从不打断和否定她的想法，即使她表达模糊混乱也会耐心倾听，顺着她的思路推演，让她找到方向和解法。 从中国扎实的基础教育，到法国包容的环境，再到美国向上探索的空间，每一次环境的转换都让她收获一片新的沃土。但并非每个人都有相同的运气和机会。 停顿不一定是失败，迷茫也不意味着偏航。如果没有在北大地院蛰伏一年，学习到地震射线追踪的知识，她可能不会那么快想到挂谷猜想中惊人相似的逻辑。 如果没有短暂转向建筑学中，她可能也不会坚定地意识到数学是真正的热爱所在。有时真正的热爱就像命定之物，你会与它暂别，但它会反复出现。 王虹之后，会有更多女孩的梦想是成为数学家。也不只是数学，而是那些热爱的方向，她们都会无惧外界的目光和内心的犹疑，往前多走一步，再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