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婚外胚胎案”当事人朱女士：20周年结婚纪念日没有等到鲜花，但等到了勇气｜封面深镜

8月10日，台风“白海豚”刚刚过境。江苏无锡的朱女士站在窗前，风雨尚未完全散去，这座江南小城的天际线正从一片阴郁中慢慢恢复。 她刚刚度过了人生中最特殊的一个“纪念日”——8月8日，是她和丈夫唐先生结婚二十周年的日子。没有鲜花，没有庆祝，她称之为自己的“重生之日”。 就在前一天，她收到法院通知：原定于8月11日开庭的离婚诉讼已确定延期。而半个月前，她起诉丈夫、第三者及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人格权纠纷案刚刚完成首次开庭。 一场“婚外胚胎”纠纷，将辅助生殖监管漏洞、婚姻法律边界、全职主妇困境推向了公众视野。“我做的每一件事，都不后悔。”这位45岁的女士说。 2025年11月1日晚，朱女士无意间看到丈夫手机里一条短信——丈夫与一名陌生女子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准备辅助生殖手术，短信中出现了“结婚证原件”字样。 与丈夫对质时，对方起初否认，直到她抛出第三者名字才坦白。当她说“办假证违法”时，丈夫回了一句：“不就罚点款吗？”更令她心寒的是，丈夫坦承有一个“完美计划”——如果她没发现，孩子出生后将顺理成章被带到所有人面前，预产期恰好在她女儿高考前后。 第三天，朱女士持真实结婚证前往医院，要求核实并销毁胚胎，被院方拒绝：“我不能确认你的证是真的，也不能确认他们的证是假的。”在朱女士看来，持假证者跑通全流程，持真证的合法妻子却成了局外人。 她转而向上海市卫健委投诉。卫健委答复函称：医院已按规定查验证件，尚无证据表明存在违法违规行为；胚胎已封存；销毁事宜建议走司法途径。 7月30日，人格权纠纷案在上海徐汇区法院开庭，这是全国首例要求处置“婚外胚胎”的案件。但她尚未走进法庭，就收到丈夫在无锡提起离婚诉讼的传票，开庭日定在8月11日。 8月5日，丈夫唐先生方面对此作出回应。他通过媒体称当天上午已在三方律师见证下向医院申请销毁胚胎，同时表示自己正遭受严重“网暴”。 在见到朱女士的半个小时前，她刚接到法院传来的离婚诉讼延期通知。朱女士直言“非常震惊”，但她认为法院的考量可以理解——既有舆论的现实压力，也可能因胚胎案尚未审结，离婚案需以上海案件查明的事实为依据。 “无论离婚案是否延期，都不会影响我在胚胎案中坚持维权。”她重申：“只要这个胚胎还在，我就不会离婚。我不能纵容违法行为披着合法外衣，让婚外胚胎的结果被合法化。” 对于案件的社会意义，朱女士有自己的理解。“我不是个例，只是恰好胚胎还没有植入。正因为这样，才让大家看到了制度漏洞。”她坦言，在“要钱”和“伸张正义”之间，或许只能二选一，选择后者就意味着要耗费漫长时间，承受巨大的经济压力。 谈及未来，朱女士并未退缩。“最坏的结果就是去开网约车，每一个常年接送孩子的全职妈妈车技都不差，这么多年我每天接送孩子要开80公里，开车是我最有自信的事，我的脚步不会因为任何事情停下。” 8月9日，江苏奋为律师事务所张高慧律师向封面新闻记者分析，这个案件最特别的地方在于，它刚好落在现行法律没有覆盖到的地带。 关于胚胎的法律定性及处置权归属，张高慧向封面新闻记者表示：司法实践的主流观点将其界定为“特殊伦理物”——它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人”，尚不具备民事权利主体资格；但也不等同于普通可以任意处分的“物”，因其承载着生命发育的潜能，应受到特殊尊重与保护。 基于这一法律定性，处置冷冻胚胎原则上需遵循两条路径：一是精子和卵子的生物学提供者双方达成一致意见；二是通过法院生效裁判。 由此延伸出一个关键问题：合法配偶是否享有单方处置权？张高慧指出，朱女士虽为合法配偶，但并未对涉事胚胎提供遗传物质，仅凭婚姻关系这一身份，不能取得对胚胎的单方处置权。 “这就引发了一个更深层的法理矛盾。”张高慧说，“一个通过伪造国家证件、违反辅助生殖技术适用对象法定条件而培育出来的胚胎，其‘生物学归属’是否仍然享有完整、不受挑战的处置权？当合法配偶的婚姻权益、人格尊严与违法获取的胚胎处置权发生冲突时，法律究竟应当优先保护哪一种利益？” 关于医院的责任问题，张高慧表示，按照现行规定，辅助生殖机构仅对证件做形式审查，既没有权限也没有能力接入民政系统核验证件真伪，“不能对医院提出超出其能力范围的要求。”但如果假证粗糙到肉眼就能识别，医院仍予以放行，就需要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 至于公众普遍关注的重婚罪问题，张高慧介绍，法律对事实重婚的认定需要满足“长期稳定共同生活”和“对外以夫妻名义相称”等严格条件，公安机关一向持审慎态度。 “通过朱女士这样的案件，可以推动法律上的空白被填补。”在张高慧看来，本案最大的意义就在于此。她说，“法律本身存在滞后性，现实生活中先出了问题，大家开始讨论后，然后才可能推动立法的完善，这是法律不断完善的路径。” 社会心理学家谭刚强对封面新闻记者说，“婚外胚胎案”之所以能引爆舆论，核心在于它触碰了当代社会最敏感的几根神经。 谭刚强表示，出轨是显性的，大家看得见、感受得到。但借助辅助生殖技术，一个人可以在婚内悄然预谋一个完全独立的血缘家庭——“这种隐蔽性，会让所有人对婚姻的安全感产生怀疑。” 谭刚强分析，朱女士为家庭放弃事业，结果在维权中处处碰壁；而唐先生伪造证件、背叛婚姻。“这种反差，跟大众最基本的道德直觉发生了剧烈碰撞。”这正是公众愤怒的根源。 朱女士全职主妇的身份，也触发了广泛的共情。谭刚强指出，全职主妇的劳动价值不被看见、经济上依附于配偶，一旦婚姻破裂，“多年的付出就成了无法收回的沉没成本”。这不是朱女士一个人的困境，而是无数在婚姻中承担隐性劳动的女性共同的焦虑。 医院只能做形式审查的制度设计，使得假证能够轻易蒙混过关，而真证反而无法自证清白。“这个案子就像一面镜子，让我们看到我们没有发现的制度漏洞。”谭刚强说。 10日上午，封面新闻记者来到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即使台风“白海豚”带来了暴雨天气，医院生殖医学中心内依旧有不少患者。 朱女士：虽然这段时间过得很难，但我不想每次出现在镜头前都是一副狼狈的样子。日子再难，体面还是要尽量维持的。我不想给同样处境的姐妹们丢脸。 朱女士：我每次出门采访，她都会跟我说“妈妈加油”，去上海开庭她也陪着。她越是这样支持我，我越担心这件事会影响到她以后的婚恋观。我希望她以后还是能相信爱情，能遇到真心对她好的人，有勇气走进婚姻。 朱女士：有个不认识的小姑娘跑过来抱了我一下，说“朱女士一定要加油”，当时我心头一热。还有外卖小哥认出我，专门停下来跟我握手，也说加油。那一刻我就觉得，这个世界还是有很多温暖。 朱女士：我站出来发声，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给自己起号、当网红、去带货。我没有那个体力，也没有那个精力，更没有那么大的野心。我做这件事，目标一直很明确——让大家看到这个漏洞，推动它被弥补。 朱女士：别人没办法把你从泥沼里拽出来，得你自己想爬出来才行。如果你自己都没有那个心，别人拉你，你也出不来。想清楚了就坚定往下走，不要回头，也不要内耗。而且一定要先把身体照顾好，只有把身体养好了，你才有机会救自己，才能有力气走下去。